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葱[葱，读音作cōng(ㄘㄨㄥ)]
姓氏渊源：
第一个渊源：源于姜姓，出自春秋时期齐桓公之剑青葱，属于以先祖饰物名称为氏。
青葱，亦简称“葱”，古代名剑，就是齐桓公姜小白所佩带的剑。在《荀子·性恶篇》中有记载：“桓公之葱。”
剑，称为百兵之祖，既是古代人们攻御所用之兵器，也是王公贵族、士卿大夫的身份象征，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。而帝王国君所佩之剑，因其为王权的标志，因此倍受其后裔和世人的尊重。
在齐桓公的后裔子孙中，有以先祖佩剑之名为姓氏者，称青葱氏，后省文简化为单姓葱氏、青氏，世代相传至今。
第二个渊源：源于姬姓，出自春秋晚期鲁国大夫阳虎之葱灵事件，属于以历史事件为氏。
葱灵，辎车。在史籍《左传·定公九年》中记载：“阳虎载葱灵，寝于其中而逃。”
阳虎，又名阳货，生卒之年，无从考定，仅知他与孔子同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氏，且年龄略长于孔子。阳虎与孔子俩人长得还极像。据史籍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上的记载，“孔子状类阳虎”。而孔子“生而首上圩项”、“长九尺有六寸”。坊间野史对孔子的体貌特征描写得更为细致，称他“牛唇虎拳，鸳肩龟背，海口辅喉，顶门状如反宇”。
阳虎和孔子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。但孔子被后人推崇为“圣人”，而阳虎却被后人斥之为“恶人”，是正邪、善恶的代表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在典籍《列子》中，对孔子一生所遭受的磨难概括为四：“穷于商周，围于陈蔡，受屈于季氏，见辱于阳虎。”其中有两难即“围于陈蔡”和“见辱于阳虎”，与阳虎都有着直接的关联，另两难亦或多或少与阳虎有一定的关系。
侮辱孔子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535年。传说，孔子年轻时嘴馋，尤爱吃乳猪肉。一旦有吃的机会，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。有一次，鲁国季氏宴请士一级人士，孔子亦欣然前往。但到了季氏家门口，时为季氏家臣的阳虎却不让他进去，并对孔子说：“季氏飨士，非敢飨子也。”无奈之下，孔子只得返回。时年孔子方十七岁。阳虎之所言所行，无疑给这位少年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伤害。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怪阳虎，他不过就是照主上的规矩办事罢了，但其所发“非敢飨子也”之语，中的“敢”字，在语气上确实是有浓厚的轻蔑色彩。因此，后人以此作为孔子“见辱于阳虎”的证据。在典籍《孔子家语》中记载：“孔子有母之丧，既练，阳虎吊焉，私于孔子曰：‘今季氏大飨境内之士，子闻诸？’孔子答曰：‘丘弗闻也。若闻之，虽在衰纟至，亦欲舆？’阳虎曰：‘子谓不然乎，季氏飨士，不及子也。’”从这段文字分析，阳虎的恶意是明显的，诱之于先，辱之于后。如此，那就是阳虎的不是了。
戏弄孔子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504年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孔子日渐成熟，在社会上的声名亦与日俱隆。为此，阳虎想请孔子出来，封他个一官半职，以便为季氏做事，亦可借此笼络人心。但由于政见不同，所以孔子一直隐而不见。无奈之下，阳虎只得用计逼孔子出来。对此，在典籍《论语·阳货》中有记载：“阳虎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归孔子豚。孔子时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诸涂。谓孔子曰：‘来！予与尔言。’曰：‘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’曰：‘不可。’‘好从事而亟失时，可谓知乎？’曰：‘不可’。‘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’孔子曰：‘诺，吾将仕矣。’”从中来看，阳虎的计策是成功的，他循序渐进，环环相扣，滴水不漏，逼得孔子最后没了退路，只好答应出来做官。可以说，这次智斗的结果，阳虎是大获全胜，而孔子败得一塌糊涂，这无疑让孔子对阳虎的恶感进一步加深了。宋朝的大文豪苏轼曾诗云：“道逢阳虎呼与言，心知其非口诺唯”，所指即是这件事，颇为孔子鸣不平。
貌似孔子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97年，据传“围于陈蔡”即缘于此。由于阳虎貌似孔子，这一回差点让孔子丢了性命。据史籍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记载，阳虎曾经未打招呼就擅自带兵过匡人之境去郑，因而得罪了匡人。当孔子周游列国至匡（即陈蔡）时，被匡人误认为是阳虎，因此“拘焉五日”。后经人再三解释，消除了误会，孔子才“得去”。这次岭人羞愤的事件，令孔子及其弟子们一直耿耿于怀，将这笔账全都算在阳虎身上。清朝时期所著的《隔帘花影》中有两诗句：“曾参投抒疑慈母，阳虎招尤误圣人”，可谓是二千多年以来拥孔者对阳虎怨愤之情的生动写照。
这三个事件在时间跨度上有三十余年，说明阳虎与孔子的矛盾由来已久，积怨已深。因此，在后世皆谓阳虎为孔子一生中最憎恨之人。从史料来看，骂阳虎为恶者，就是始于孔子。公元前502年，孔子大骂阳虎“陪臣执国命”，晚年在作《春秋》时，更是大骂阳虎为“盗”，明显掺杂了个人成见，借以报复阳虎，以让其遗臭万年。
孔子骂阳虎，有些明显属于私骂，甚至为历史之笑柄。公元前501年，孔子在得知阳虎奔晋投赵简子后，当即放言“赵氏其世有乱乎！”结果，晋国不仅没有“乱”，反而在阳虎“善事简主，兴主之强”的情况下“几至于霸也”，以至于到了春秋末期，晋国之强，排在一百二十余个诸侯国之首。
确实，阳虎在培养门人方面则做得极差，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败笔。但阳虎是个非常有效的实干家，在刀光剑影的伴随下去实践自己的理想。他没有时间招收门徒，系统地传授自己的思想、培养自己的忠实信徒，只采用速成的办法，将一些人收之门下，安排职位，借以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官场的势力。事实表明，他的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实际上是大错特错，因此他的门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毫无忠信可言。阳虎在鲁国未能最后站稳脚跟，奔齐后又被逐，亡命天涯，几乎无栖身之地，与他门下弟子背叛有很大的关系。
对此，阳虎亦不否认。在典籍《韩非·外储说左下》中，有一段阳虎与赵简子的对话，“简主问曰：‘吾闻子善树人。’虎曰：‘臣居鲁，树三人，皆为令尹。及虎抵罪于鲁，皆搜索于虎也。臣居齐，荐三人。一人得近王，一人为县令，一人为候吏。及臣得罪，近王者不见臣，县令者迎臣执缚，候吏者追臣至境上，不及而止。虎不善树人。”可见，阳虎的弟子不是一、两个叛变，而是大批地背叛他，之后不仅不捧他、吹他，反而要抓他。
不难想见，阳虎在与赵简子对话时，其心境一定是悲凉到了极点。唐朝时期的大诗人李白对此诗曰：“赤心用尽为知己，黄金不惜栽桃李。桃李栽来几度春，一回花落一回新。”其中的“栽桃李”用的就是阳虎不善树人的典故，可见诗人对阳虎的遭遇也是唏嘘不已。
阳虎是一位我行我素、口无遮拦的人。在某种意义上讲，其性格决定了他必然要与当权者或有势力的人发生冲突，为后者所不容。被史料记载的阳虎言论很少，雪泥鸿爪，但人们仍然可以看出，阳虎不失为一位精辟的语言大师。在阳虎与孔子的对话中，阳虎所说“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”一句，就极富深刻的哲理，后世的“时不我与”就出自他的这句名言，以致于有人认为，孔子后来答应出来做官，就是被阳虎这句话感动所致。孔子后来所说的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也是受了阳虎的启发。
阳虎有一句千古名言——“为富不仁矣；为仁不富矣。”这样深刻的论点在专制社会的中国，不管是何朝代，富人们都是不能承认和接受的。比较而言，孔子比阳虎含蓄得多了，孔子一生中都避免直接谈及“富”与“仁”的关系，而只谈“利”与“义”的关系。在利益面前，孔子强调“义以为上”，义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，要“见利思义”、“义然后取”，他并没有将“利”与“义”绝对地对立起来。因此，孔子的观点对任何当权者或有势者来说，都还是能够接受的。
阳虎还有一句至理名言：“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，不肖则饰奸而试之。”对此，国学大师郭沫若十分欣赏。而在这一点上，孔子的观点则要温和得多，他主张“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”他所说的“止”，是辞职，或另投明君，不管君如何昏聩荒淫，孔子都不主张推翻，更不主张杀掉。二者相较，阳虎走的是极端，孔子走的是“中庸”。事实上，阳虎在实践中也就是那么做的，如“执囚桓子”即是其例。他的这种言举最终被“乱臣贼子”帽子扣上。
由于阳虎不慎言论和做法极端，因而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不容。二千多年以来，人们对阳虎的谩骂，不论是官骂，还是民骂，统治者都是睁一眼闭一眼，放任自流，这也是对阳虎的骂声辆千多年来一直不绝的重要原因。
其实，阳虎“勇猛过人，智谋百出”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政治人物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，统治者容许人们任意谩骂、丑化阳虎，是因为阳虎的许多言行不利于其统治或有损于“仁德”形象。
当阳虎在鲁国终于失势时，为了躲避仇视势力的迫害，就于鲁定公九年(公元前500年)躲在一辆葱灵(有帷盖的大车，)中的卧具下边逃出鲁国，先跑到齐国，后因齐景公不待见他，于是又投奔晋国的执政上卿赵简子处。
葱灵，辎车的一种，四面皆有帷幔，车上有卧具，后边有可以装载其它物品的槽匣，是古代卿士们外处所乘坐的车辆。
在阳虎的后裔子孙中，有以先祖成功出逃所乘交通工具为姓氏者，称葱灵氏，后省文简化为单姓葱氏、灵氏，世代相传至今。
第三个渊源：源于地名，出自敦煌葱岭，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。
葱岭，就是靑岭，亦称苍岭。在史籍《后汉书·章帝纪注》中记载：“葱岭，在炖煌西，其山高大多葱。”炖煌，即今甘肃省的敦煌市。
汉、唐之际，有葱岭住民以居邑名称为姓氏，称葱氏，世代相传至今。